技术作为生产力，自工业革命以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一方面，科技拓展、延伸了人的精神和肉体边界，实现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也使人日益归于对工具的依赖，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受控于工具的趋向。这种情况在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突出。于是，围绕技术变革对人、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的影响的思考也达到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水平。在数字化、智能化、AI、ChatGPT、新质生产力等一派热烈讨论的声浪之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封建结构的重返、造成了封建权力的重构以及封建支配关系的行使的观点令人惊诧、也令人深思。

持此观点的人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Kirkland and Ellis杰出法律服务教授埃里克·A.波斯纳（Eric A. Posner）和被誉为“经济学界的神童”的政治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E.格伦·韦尔（E. Glen Weyl），这两人在其2019年出版的《激进市场》一书中指出，今天的技术“不仅剥削了用户数据的经济利益，还阻碍了个人发展，因为技术奴隶的任何投资都会被平台剥削”。《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则阐述了技术封建主义对经济的影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纽约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朱迪·迪恩（Jodi Dean）、《美国展望》杂志创办人、联合主编、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享誉世界的欧洲左翼经济学、社会学家、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等西方新左派学者甚至将技术封建主义的影响直指政治制度，认为其构成了“社会制度倒退”。

塞德里克·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中明确指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型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的因袭：

从虚拟资本到无形资产

2014年，迪朗出版了《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围绕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问题展开论述，他通过对欧元危机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缘于对虚拟资本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若干年后，当他构建《技术封建主义》的研究框架时，分析的切入点选择了“无形资产”，而非他人常用的新圈地运动的“领地”概念。

因为看到了货币像梨树结梨一样具有创造价值、提供利息这一属性，并意识到货币的这种增值过程与通过生产过程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而形成的增值不同，前者具有泡沫性质，迪朗提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的观点。

十年后，随着全球市值最大公司名录的变化——从2000年的以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为主的公司到20年之后以数字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为主——迪朗意识到：金融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问题，金融化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秩序，即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它以取代了“华盛顿共识”意识形态的“硅谷共识”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成功创业型“精英男士”企业家为象征，建立在计算机代码、设计、数据库或程序等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的非竞争性资产基础之上，通过这些无形资产实现增值和获利。

从资本主义的“秋天”到“封建主义的复归”，迪朗的观点是连续的。

资本主义金融化与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内容不同，产生的时间不同，但二者存在极大的共通之处，即增值和获利的基本形式异曲同工：无须二次投资。金融依靠的是钱生钱；数字高科技依靠的是可以免费复制的开源软件、协议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本质上此二者都区别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利润获取逻辑——来自于生产经营活动。因为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性，迪恩在书中阐述：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而不是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

新型租金：

技术封建主义的获利来源

《技术封建主义》立论的起点是新型租金，新型租金的出现缘于无形资产的兴起，无形资产的兴起与一批成功创业型“精英男士”相联。为更好地完善立论逻辑，迪朗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从“华盛顿共识”到“硅谷共识”的历史变化，分析了以乔布斯、比尔·盖茨、贝索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为代表的“硅谷共识”意识形态的气质特征，用以揭示其起源、造成的影响及其一本万利的奥秘。

数字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无形资产的适用范围，无形资产拥有者多以租金的形式使其实现循环及多次获利活动。迪朗将无形资产的租金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

一是知识产权租金。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自己并不使用发明专利去生产产品，而是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并获取专利费，专利费就是知识产权租金的形式。

二是自然垄断租金。在规范、范围及先期投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企业客观上占据自然垄断优势。这种优势使其能够获取来自于交易对象的利益，进而形成自然垄断租金，如类似于微软、苹果之类的行业巨头。

三是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首先，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缘于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之间存在附加价值差。企业在无形资产密集领域开展的业务越多，企业的潜在利润就越高。微笑曲线概念可以用以解释。其次，同为无形资产，也存在高低价值之分。如知名品牌、大平台、大企业相较于次级同类，具有更高的话语权和租金价格。

四是动态创新租金。今天的创新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某些天才的聪明才智，也不依赖于神奇人物的灵光乍现，而是依赖于广大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产品是下一代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利器。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一方面，任何创新和开发都离不开广泛的数据产品，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产品都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后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动态创新租金。

总之，在迪朗看来，通过租金而非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实现财富增值表明工业资本主义正在消亡。随着租金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帐户中的积累，新技术领主的垄断地位日益强大，于是，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是数字化平台和垄断造成的租金模式，这就是新封建主义。

新封建主义反动性的核心所在

迪朗在书中列举了众多平台企业（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Facebook）的实际案例，用以说明技术封建主义的封建性特征及具体表现，如新技术领主的统治性、算法监控逻辑、个体行为锁定与自由丧失等。这些内容揭示了技术巨头如何利用其市场地位和数据优势，形成一种类似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其对社会公正、民主和个人自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迪朗的核心观点是：这种新经济秩序在底层逻辑上具有反动性——生产的竞争性和利润成为地租或租金的附庸。大型数字平台依靠网络效应巩固垄断惯性，平台所有者制定服务和开发规则如同设定市场交易规则，最终使其不仅仅成为数据的所有者，也成为未来社会新兴基础设施的所有者，于是，生产性投资让位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的投资，迪朗认为这是新兴生产方式最主要的反动性。

当竞争——分配生活必须品的无形之手被数字化之手所取代，数字化之手就产生了反竞争行为，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为：共谋、价格歧视、市场垄断。造成的社会影响体现为：社会向上流动性下降、小公司创建率下降、市场和权力集中度增加以及财富不平等加剧。

作为全书的核心观点，上述内容有许多振聋发聩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该书是对现代社会的一次深刻反思，引人关注，令人警醒。但同时，作者的部分观点，也还存在进一步思辨的空间。首先，关于“封建主义”一词的运用。不否认作者关于数字技术重塑了权力结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动态的阐述，但直接将这种重塑定义为“封建主义”是否准确、恰当？是否有夸大其词之嫌？必须承认，现实中的数字巨头确实存在运用各种手段巩固自身实力、利用专利组合锁定用户并阻挠竞争的情况，甚至有收购挑战者初创公司来阻挠竞争的情况，但据此即将其划入封建而非资本主义之列，论据是否充分？其次，书中作为“封建主义”立论基础之一的租金概念，也需要辨析。事实上，科技新贵是通过投资获得了无形资产，再用无形资产收取租金。特殊之处只是他们拥有更大的垄断权力，将之前的传统资产阶级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但本质上终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三，以亚马逊为例， 2020 年的研发投入为427 亿美元，全球雇员100 多万人，高于美国整个住宅建筑业的雇佣人数。再以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的资产负债表为例，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其他大公司要少——事实上，今天它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10-15年前要少得多。 这些数据说明，倾心“掠夺”、不念“投资”、靠无形资产获利与增值等，并非平台巨头的基本现实。

总之，《技术封建主义》试图揭开理解数字化时代迷局的探索和努力极富意义。书中汇总、列举的各类数字巨头对现实社会已然造成的种种具倒退性质的影响，无论如何都应引起高度的重视，政府及社会各方面都有责任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促进新兴技术扬长避短。因此，该作品不仅是一本启发思考之书，也是一份政策建议之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